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早期现代化的研究持续不断，中国教育史领域也有许多对早期教育现代化的专门研究。其中对清末民初的教育已多有论述，但似难以深入、有所作为。看到苏云峰新作《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顿觉眼前一亮，在已有几代学人耕耘的地方，新意存焉。该书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之演变、新教育的推动者、近代学制体系之建立、各级教育发展趋势、新教育之省区差异等几个方面回溯了我国教育现代化早期的种种曲折与艰难，篇幅不大，但很耐咀嚼。

　　“自1860年以来，如何将传统教育改造为现代教育，成为中国要面对的重大挑战。”《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封面题语就以其磅礴而深刻的笔触指引读者返回早已逝去的历史场景，使读者了解在中国面临此重大挑战的最初时刻，改造传统教育为现代教育的历史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有哪些重大事件，有哪些背后的细节，有哪些思想的争斗，改造传统的教育的主体有哪些，国内各地的这一过程又是怎样的。苏云峰以年鉴派长时段理论和新史学方法从容不迫而又言简意赅地或写意式的勾勒或工笔式的细雕，呈现出清末民初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生动多彩的画卷。

　　清末由冯桂芬等力主的“西文教育思潮”及“西艺教育思潮”，转向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西政教育思潮”，最后由张之洞集其大成，提出“中体西用”之思想，并付诸实践，而成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始基。作者对这一重大思想变迁的叙述提纲挈领。对其中的“西学源出中国说”，作者没有因其迂腐乖张而几笔了事，而是对之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一些有关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著作都没有对“西学源出中国说”作详细的说明，而苏云峰则反之，对“西学源出中国说”进行了细致的介绍，介绍了西学源出中国说的主要教育主张，以及这种主张的缘由。作者一方面指出这种理论认为经史百家之说皆西学之源头，牵强附会，毫无说服力；另一方面也实事求是地承认在当时文化自大的背景下该学说确曾发生一些作用。作者更援引张之洞对该说的批评：“今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屏之是自塞也”等等。这些批判真是入木三分。正是由于张之洞等人的批驳，西学源出中国说遂丧失其影响力。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清末出现的中西学之争，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一个主题。这个问题在而后的各个时期都有回响。目前，我国仍处在将传统教育改造为现代教育的历史进程之中，读这部著作可以帮助我们温故知新，在纷繁复杂的教育改革中头脑清醒，推动教育现代化之实现。

　　作者在论述民初教育思想蓬勃发展的时候，特别关注民国成立以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生的剧烈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教育的深刻影响，体现出作者关于“教育本身并非自变数”的教育观。在此基础上，作者分述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科学教育、民主主义教育等教育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代表人物。其中作者将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论述置于杜威思想影响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图景之下，有别开生面之感。作者指出“杜威的教育哲学来到中国以后，经由不同媒介而发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如胡适、蒋梦麟等人将杜威的教育思想引向民主精神及个性发展方面，是属于教育原则与方法问题，他们属于杜威思想的。但另一部分人，如晏阳初、陶行知等则捕捉这教育普及化的重点，提倡贫民教育，并积极推行。他们应属于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的。前者使中国正规教育现代化，后者要求教育迅速普及于贫民，两者均符合中国社会之实际需要，而重点与方向不同。

　　中国早期现代化发端于教育思想的演化，但其最终确定则始于近代学制之建立。如不事先建立学制，那么即令废除科举也不会见到良好的发展。近代学制之建立，经过相当漫长而艰辛的旅程，是许多先进人物与恶劣环境奋斗之结晶。清末近代学制的建立，实为中国早期近代教育的基石。本书在论述近代学制体系之建立方面，详细地叙述了清末《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出台的经过，以详细的笔墨讲述了这两份重要文件的起草经过，通过对张百熙与张之洞二人此间个人经历的叙述，细致揭示了张百熙《钦定学堂章程》编制的经过、其成就与疏漏。同时，作者又特别详述张之洞主持《奏定学堂章程》制定的内情，对其内容进行了中肯而深刻的分析。在指出其奠定了近代学制的基础的同时，也说明了其存在的问题，这种娓娓道来的叙述在其他有关著述中难以见到。这也是该书叙述的一大特点。

　　作者在对民初学制变革的阐述中不惜笔墨，叙述了教育杂志社、教育会对民国教育制度改革之重要贡献。教育杂志社积极传播新教育理念，开展各类教育实验，注重学制改革。各省教育会也积极地投入教育革新之中。1915年，各省教育会联合组成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开始征集调查学校系统改革意见，1921年召开全教联第7次会议收集了8个认定广东省的《学制系统案》较为完备，作为大会决议，送中央政府参考。最后教育部采纳而成为壬戌学制。正是在这些民间团体相互呼应的推动下，酝酿形成了壬戌学制，该学制结束了清末以来的辐射复轨制，走出了清末以来学制仿日本的阴影，学制转变为单轨形式，为我国学制的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作者对教育杂志社及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学制变革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其实这也是给今人呈现出早期教育现代化积累的一份宝贵经验：民间教育团体，作为中介机构，能够对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当今我国教育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课题。

　　该书没有停留在全域性的研究与叙述之中，对近代我国各级教育发展趋势、新教育省区的差异都有专门的论述，这也是该作的新意之一，使我们感受到即便在早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时期，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和各地区教育的发展是各具特色，而又不平衡的。这应该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如果满足于全域性的研究，就很可能造成对这些特点和不平衡性的不应有的忽视。

　　苏云峰新作篇幅不大，而新意存焉，收获新意，仔细寻味，书就无形中厚重起来。该书确是回溯我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用心之作，它汇入我国教育现代化研究的思想总汇，必将显示其简约而深刻的光彩。中欧体育kok官网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