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鲁迅翻译并出版了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长篇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在译者序中他写道：“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科幻历经起伏，我们又一次把目光聚焦于头顶的星空和时间的尽头。西方读者眼中带有幻想气息的“中国科幻”一词，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杂志、网站、论坛和媒体报道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报告（2018）》显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受关注度已经超过了古典文学。该报告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姚建彬认为，“科幻小说已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名片”。中国科幻在追寻自己的黄金时代，这不但需要创作出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普世关怀的作品，同时也意味着来自中国的故事将以更大的规模、更多样化的形式走向世界读者。

　　中国文学史上，幻想作品早已有之，但大多是鲁迅所说的“志怪”之作，比如《搜神记》或《聊斋志异》。科幻之于中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一种“舶来品”。

　　“科幻小说”一词译自俄语“Научная фантастика”，由苏联科幻作家叶甫根尼·扎米亚京于一九二三年创造，字面意思为“科学小说”。在西方语境下，科幻是工业文明的产物，通常以科学事实、依据和假设作为基础，同时符合现代人的信仰。

　　中国科幻最早诞生于上海，一八九一年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引进中国。一九〇二年十月，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倡导“小说界革命”，并开始连载科学小说。同一时期，鲁迅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依赖科学，只有科学文艺才能救治灵魂；而要让普通民众理解科学理论，可以借助小说，“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一九〇四年，署名为“荒江钓叟”的作者在《绣像小说》上发表了第一篇中国原创科幻《月球殖民地小说》。这本杂志上刊登的小说都通俗易懂，且含有大量反映的内容，目的就是启发民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老舍在《现代》杂志上连载《猫城记》，随后由现代书局出版了单行本。这个故事以诙谐的语言深刻讽刺了旧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并未归入“科幻”类型下，但以今天的眼光去评判，《猫城记》可以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

　　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幻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童恩正在《人民文学》发文呼吁寻找根本价值观念；支持者认为，科幻小说应该面对现实、关注当前，传达主流文学思想。叶永烈、郑文光、倪匡、刘兴诗、王晓达等作家，创作了《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经典。

　　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初文学性的争论a 后，中国科幻开始了新发展。《科学文艺》更名为《科幻世界》，在九十年代初成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培养了星河、王晋康、刘慈欣、何夕、姚海军等人，也为国外作品的引介和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

　　虽然各个时代的科幻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各有差异，但都与“真理性”“科学知识”和“美好未来蓝图”紧密相连。其中所包含和宣扬的“科学精神”“科学世界观”，也在技术不断变革的时代中，持续地审视和拷问人的存在。

　　长期以来，中文小说的翻译都被视为中西方文化和思想互通的重要手段。二〇一二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向海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而在科幻这一类型文学领域，文化、思想交流也尤为鲜明：从介绍、翻译、引进和模仿，逐渐走出国门，利用不同渠道输出“中国的故事”，展示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和对未来的期望，出现了“文化反哺”现象。

　　二〇一五年，世界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在科幻专栏Futures中，首次刊登了来自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李恬的《水落石出》和夏笳的《让我们说说话》。

　　同年八月，由刘慈欣创作、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翻译、美国知名科幻文学出版社Tor Books出版的《三体》英文版，获得了当年雨果奖b 的“最佳长篇小说”。这是雨果奖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翻译作品获得最佳长篇小说奖的情况，也是第一部获得此奖项的亚洲作品，原著作者刘慈欣也因此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亚洲作家。

　　来自全世界的好评纷至沓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采访中称赞《三体》，说相比于日常的“琐事”，这本小说读起来很有意思。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其个人主页推荐。《》发文称，“刘慈欣对于人类政治思维中所包含的积怨、荒谬以及偶见的超然，有着真知灼见”。《三体》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在德国Der Speigel畅销书榜上保持了十一周，被翻译成十数种语言，获得了西班牙、德国等国过评选的奖项，截至二〇一九年四月，《三体》海外销量超百万册，三部曲加起来超过一百五十万册。

　　还远不仅如此。二〇一六年，科幻作家郝景芳凭借短中篇小说《北京折叠》击败悬疑大师史蒂芬·金，成为第二位获得雨果奖的亚洲作家。二〇一七年，“三体”三部曲的终章《死神永生》获得当年“最佳长篇小说”提名，在赫尔辛基世界科幻大会现场的刘慈欣签售处，队伍蜿蜒数百米，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拿着不同语种版本的书来索要签名；二〇一八年三月，《金融时报》发文称，亚马逊有意向制作《三体》系列剧集，仅针对剧集的授权和制作就给出了十亿美元的预估。这同时意味着，对《三体》作品本身的估值将数倍于十亿美元。

　　二〇一九年春节，由刘慈欣中篇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国内上映，创下四十六亿人民币的票房。电影在海外上映后，收获近亿美元票房，全球总票房（韩国票房未计算）逼近七亿美元。《》称其令“中国电影业加入了太空竞赛”。相应的，《流浪地球》短篇科幻合集的英文版目前在读书社区网站Goodreads上共有一千八百八十个评分，其中约有四百个是在今年二月至四月期间（即电影上映期间）给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堪称现象级的“三体”三部曲和刘慈欣的广泛影响力，中国科幻面向海外的传播尚在起步阶段。许多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对于世界范围的读者来说，仍然是“看不见的星球”。

　　最近几年，武侠、悬疑、谍战类网络小说，在扩大海外版图方面取得了尤为明显的进展。以武侠小说为例，许多国内主要线上平台发表的连载小说被翻译成外语（主要是英文），发布在诸如Wuxiaworld（武侠世界）和Gravity Tales等国外平台上。尤其是建站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的Wuxiaworld，俨然已成为中国网络文学在北美地区甚至全球传播的“大本营”。据Alexac 统计，截至二〇一九年四月，Wuxiaworld在全球网站中排名第一千三百七十位，有超过百分之三十五的访问者来自美国，每天都在不断更新章节和内容。

　　对比武侠类小说和科幻小说，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差异。首先，写作网络文学的大多是成熟作者，或者有较为丰富的故事创作经历，译者也有相对完整的团队或工作流程。来自新华网、《环球时报》等媒体的报道显示，网站目前有近三十个翻译团队，创始人“任我行”也与起点网等原版权方签署协议，将Wuxiaworld打造成一个“翻译公司”，传播中国网络文学。

　　中国科幻文学创作和译介方面，专业作者相对缺乏，专职写作的更是屈指可数。同时，系统性的科幻小说翻译也相对较少，大多数译者是在自己本职工作之余，利用通勤或下班后的碎片时间进行，且缺乏外文母语者的润色或编辑。

　　其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科幻小说的译介都缺乏有效的投稿渠道。部分译者只是作为尝试而未投稿，即便能经个人渠道联系海外平台，也与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发表形式更相似。换句话说，海外读者更容易在线上线下杂志、单行本或选集上读到中国科幻小说，对中国科幻的规模化输出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善。通过国内外科幻从业者的合作，已有相当一部分由中国作家创作的科幻小说，以英文发表于Apex, Clarkesworld、F&SF、Lightspeed等杂志。有些经国内外交流合作项目编纂成册，如科幻文化公司未来事务管理局与韩国《镜》杂志的“中韩科幻交流”项目，与美国科幻编辑、作者Alex Shvartsman合作编辑出版的选集《未来纪事（Future Science Fiction Digest）》，意大利科幻研究者、出版人Francesco Verso编辑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选集（中意双语）《星云（Nebula）》《汉字文化圈（Sinosfera）》和《赛博格中国（ArtifiCina）》等。纸托邦（Paper Republic）从二〇〇七年起开始进行中国文学翻译和推介，国内主要科幻作家的作品也可以在网站上看到；其创始人Eric Abrahamsen还是《三体：黑暗森林》的英文译者。微像文化也与美国科幻杂志Clarkesworld合作开展“中国科幻小说翻译计划”，将二十余篇国内年轻作者的作品翻译并发表在Clarkesworld上，并集结成册出版（《未来镜像》）。

　　同时，中国的科幻从业者还在探索更加多样化的输出形式。二〇一七年开始，未来事务管理局与国资委新闻中心、中科院、蚂蚁金服、万达小镇等机构合作，举办了一系列“科幻工作坊”，邀请国内外科幻作者实地考察，寻找创意。二〇一八年六月，美国科幻作家Lawrence M. Schoen赴贵州丹寨县体验了苗寨文化，以此为灵感创作的短篇小说《三限律（The Rule of Three）》获得了今年星云奖d 提名。

　　未来事务管理局还连续三年举办了“科幻春晚”活动，国内外科幻作家以小说接龙或命题写作的形式，在春节期间每天推出一篇。Alex Shvartsman去年的作品《“北京西”太空电梯修理记（Repairs at the Beijing West Space Elevator）》以英文发表于美国科幻杂志Analog；活动本身也得到了《中国日报》、美国科幻杂志《轨迹（Locus）》等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可以看出，中国科幻在对外输出的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创新。除了小说文本的直接译介，还有联合创作、作者交流和线上线下活动等，探索更多样的传播方式。

　　zoty中欧体育

　　科幻可以说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因为科幻所讨论的话题与所有人息息相关，从宏大如时间、宇宙、人类灵魂等文化母题，到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经济垄断和极权等更具现实影响力的话题。

　　科幻作品能越过文化壁垒，相比于其他类型文学，更有可能获得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接受和认可。将《三体》带入英国市场的出版人、Head of Zeus出版社副总经理Nicolas Cheetham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说：“科幻本身就具有输出性。这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文学，拥抱新的不同的事物。”

　　有了这种对人类普世情感的呼应，我们能否说科幻文学是最容易翻译的文学类型之一？笔者采访了几位经验颇丰的译者，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切身体会。

　　Chiara Cigarinie ：意大利最著名的是Urania，这是一个意大利科幻小说系列，创始于一九五二年，至今仍在出版; 目前是一份月刊。比较大的出版社如Mondadori也在做其他类型文学，还有专门做科幻图书的出版社，比如Delos digital、Zona 42、Fanucci Editore、Editrice Nord、Elara Libri等。近些年像Francesco Verso这样的独立出版商也开始做小说译介。但暂时没有Clarkesworld这样的线上平台。

　　Nikolai Karayevf ：爱沙尼亚科幻有特定的粉丝圈，作者们产量也很高，大多数读者习惯阅读纸质书。目前有两本线上杂志，“Reaktor”和“Algernon”，还有专门发布科幻消息的网站（ulme.ee）。俄语出版社Giperion专门做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学的引进出版，希望未来他们也会对中国科幻有更大的兴趣。

　　罗妍莉g：我赞成“蕴含的普世性会令科幻更易翻译”这种说法。由于科幻小说本身的特性使然，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奇特，或与现实经验有较大差异的内容；但同时也一定有能引起人类共鸣的情感，甚至即便在外星物种这样的“他者”身上，我们或许也能看到类似于人的心理，这样读者就容易产生超越物种的共鸣。在翻译中，不同母语环境的读者，都能理解爱、希望、自由等人类共通的东西，这些情感和价值也就很容易跨越语言的藩篱和障碍。

　　Chiara Cigarini：我不太认同。科技元素相对容易翻译，而普世情感则可能使用更具文学性的语言，甚至模糊隐晦的表达。比如韩松，他的语言很独特，像诗一样，这就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海外读者会对普世情感特别感兴趣，因为这可能回答了他们已有的疑问，但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可能是更加困难的。

　　Nikolai Karayev：这正是科幻吸引我的原因——关于人类，我们的思想、行为，共同的愿景和期待，这是根植于所有人内心的。但另一方面，人类文化的未来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特色并没有消失，一千年以后还是会有“汉语文化”和“俄语文化”，有各自喜欢李白或普希金的读者。因此，好的科幻能包容多元文化，你能从刘慈欣的小说里看到很多特属于中国的东西。

　　罗妍莉：就我个人经验来看，未必是这样。译过的有些题材和内容与我的所学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通过阅读相关材料和翻译，我反而开阔了视野，站到了之前没到过的地方。科幻中的情感和价值固然根植于现实，但又超脱于现实，有更宏大、更深邃、更未来的内容。这其实也是我们阅读科幻小说想要追求的感受之一，不是立足于已知和过去，而是以未知和未来为导向，去探索尚未了解的世界。

　　罗妍莉：我倾向于保留原文典故，加上必要的解释和脚注。外国人可能不能理解孙悟空、金箍棒是什么，这时候译者就需要添加注解。有些译者可能会选择选用目标语言中一个类似的例子，但我觉得为了不损失原文中典故对母语读者产生的效果，这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Chiara Cigarini：需要根据目标读者来选择翻译技巧。科幻读者对新奇独特的概念接受度高，但他们并不一定对原文中的文化典故有很深的了解。加注释是个办法，但我觉得越少越好，对大众读者而言，阅读的顺畅更为重要。如果是重要概念，最好的办法是把解释融合在译文中；也可以考虑部分信息不做详细解释，保留一些陌生感。

　　罗妍莉：过去，中国电影到海外电影节去展示时，大家会讨论——我们要拍什么样的中国电影，外国人才会更容易接受和欣赏？但如果大家都去拍《红高粱》，都去写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国外受众就可能产生先入为主，或是带有成见的概念。所以，是迎合市场还是培育、塑造市场？需要去做大数据调查，找到平衡点。最近几年的星云奖和雨果奖上，出现了很多关注女性、人权、少数族裔的作品，中国也有很多这类优秀题材，在全球文化大环境下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译者就是要帮助更多元化的作品去打破固有的刻板印象，让人们领略不同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下所能传达的感受。

　　Chiara Cigarini：中国科幻有着中国独特的文化元素，这对意大利读者来说就很有吸引力了，还有其中对现实的描述，以及对未来的积极态度。从八十年代起，意大利逐渐出现了科幻和宗教、后现代文学等类型的融合。虽然传统不同，但作品的情感都是共通的，意大利读者问自己的问题，能在小说中找到中国作家给出的答案。我正在和Francesco筹划翻译韩松的小说《地铁》，再做一部韩松科幻选集，最期待的是将韩松的作品介绍给意大利读者。

　　Nikolai Karayev：爱沙尼亚的大多数科幻译作都是对英文版的二次翻译，虽然我不赞同这种做法，但是在中—俄译者稀缺的情况下聊胜于无。翻译工作难且费时，出版商更愿意出版现实主义小说。但我接触过的爱沙尼亚读者对中国科幻非常有兴趣，他们喜欢刘慈欣的作品，一些人还去看了改编的电影，同时他们也明白中国科幻不只有刘慈欣。我发表过一篇介绍中国科幻的文章，很多人给我留言说想看更多来自中国的有影响力的故事。我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语言是个障碍，但很高兴一切都在好转。

　　翻译——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来不仅仅是关于语言，更是关于文化，或者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对于发展稍弱的文化来说，接纳较发达文化所传达的信息是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而反向传播就会面临巨大的文化壁垒。这也是为什么以前中国读者对于科幻小说中出现外国的人名地名并不奇怪，而换成中文却时常感到不适应。

　　未来事务管理局创始人姬少亭曾多次表示，当下的中国与科幻黄金时代h 的美国相似，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这就为中国科幻的创作提供了丰饶的土壤。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文化产品的不断涌现、中西方价值观的碰撞和交流，营造了热情开放的文化环境，我们对一切都感到好奇，热切盼望去探索未来的无限可能性，那些经典时代科幻小说所讨论的永恒话题又一次为当下中国的科幻文学注入了灵感。

　　科幻作家韩松在评价电影《流浪地球》时说：“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尤其是空间技术的发展，我们开始关注整个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生存状况……就像台词里那句：以前，我们关心的是钱，从来不会考虑太阳是什么。现在，我们有了更大的一种视野，整个宇宙，整个地球的存亡，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彼此之间共通的情感、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新时期越来越成为科幻作品的着眼点。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刘宇昆出版了中国短篇科幻小说选集《看不见的星球（The Invisible Planets）》，编译并收录了宝树、陈楸帆、程婧波、郝景芳、刘慈欣、马伯庸、糖匪、夏笳、张冉的十三篇短篇小说；今年二月又出版了另一选集《碎星星（Broken Stars）》。笔者曾有幸参与过与刘宇昆的对谈，他说很多人问过一个问题：中国科幻与西方科幻有什么不同？而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有着十数亿人口，来自中国，或者说由中国科幻作者们写下的故事，本身就有着丰富的多样性，从文本到内容都拒绝被简单地贴上标签。甚至可以说，“用科幻讲述中国故事”这个提法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表达。从事了多年科幻写作、编辑和翻译之后，刘宇昆认为，至少在美国，对中国科幻的主流解读方式往往是具有政治意味的，美国读者希望以科幻小说作为一面镜子，窥见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未来发展方向。带着这种思维去阅读，只会形成模式化的看法，甚至是加深已有的偏见。

　　况且，带有预判地去阅读一个故事，往往只能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而忽视了作品本身的价值。很多时候，中国的科幻作者和国外同行一样，作为人类中的个体在观察世界。正如刘宇昆所说，一个作者首先为自己写作，然后是为那些能与他们产生心灵共鸣的读者写作；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也并不存在清晰的分界。

　　年轻一代中国科幻作者和爱好者，大多是读着西方科幻长大的，阿西莫夫、克拉克、海因莱因等人的经典科幻作品，对他们的阅读品位和思想的形成都有着深远影响。同时，他们也有着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强烈的多样性诉求，更愿意将科幻作为一种个人表达。

　　正因为这个原因，科幻创作者群体也在发生改变，无论年龄和文化背景，他们从科幻的视角去切入现实话题，讲述中国故事中的普世情感，讨论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长期存在的焦虑、激动、恐惧、希望和欲望。

　　科幻和其他文学形式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要反映写小说和读小说的社会。中国科幻也是这样，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通过多种语言和越来越多样化的输出形式，来自中国的故事将不断传播到全球各地，引发关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思考。

　　a 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关于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后来，一些杂志被停刊整顿。

　　b 雨果奖：由世界科幻大会（Worldcon）注册会员投票选出，世界科幻协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Society, WSFS）颁发，可以理解为科幻界的奥斯卡奖或普利策奖。

　　c Alexa，即Alexa Internet。亚马逊的子公司，以搜索引擎起家，专门发布网站世界排名。

　　d 星云奖：与“雨果奖”并称科幻“双奖”，由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Writers of America, SFWA）创立、评选和颁发，仅针对在美国出版或发表的幻想文学作品。

　　e  Chiara Cigarini（彩云）[意]：本科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亚洲语言文化专业，后在威尼斯大学攻读中国语言文学。现在中国致力于研究科幻作品，尤其是韩松的作品。

　　f  Nikolai Karayev（雷尼科）[爱沙尼亚]：译者，经济学专业出身，有十五年记者经历，曾将多部小说或非虚构作品翻译成俄语并出版。

　　g 罗妍莉：本科专业为英语和国际贸易，研究生阶段攻读东方哲学和宗教，现在汽车行业耕耘。有丰富的中英翻译经验。

　　h 科幻黄金时代：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全球范围内（以美国为代表）形成了科幻创作、出版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罗伯特·海因莱因、艾萨克·阿西莫夫和阿瑟·克拉克并称世界科幻“三巨头”。